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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民族问题与中国的和平环境
闫文虎 来源:《现代国际关系》2005年第5期 2011年02月28日

  [内容提要]跨界民族问题是历史问题与现实政治相结合的产物,是影响国际关系和国家安全的基本因素之一。本文从跨界民族的形成入手,分析了由跨界民族所产生的问题和矛盾,及其形成原因,并探讨了这些问题对国家安全的影响。文章最后分析了中国跨界民族问题的基本特点,并从政策层面提出了几点对策建议。

  [关键词]跨界民族问题 和平环境 国家安全

  [作者介绍]闫文虎,西北大学中东所博士生。

  跨界民族是指历史上跨两国乃至多国边界而居的同一民族。由于共同的民族感情、文化特征、宗教信仰、地缘联系、历史渊源等因素,跨界民族容易在 政治、经济、文化(包括宗教)上相互影响、渗透,并产生威胁国家社会稳定和安全的问题。因此,加强对跨界民族问题的研究是非常重要和有现实意义的。

一、跨界民族的形成

  关于“跨界民族”概念或提法学术界存在着不同观点。[1]从字面意思看,人们用“跨界”这一地理特点来特定范畴,意指一个民族因国界线而分居两国或两个以上的国家,从而使一个民族的成员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的国籍。从民族学的角度(广义角度)分析,特别是从民族心理素质角度分析,它强调了隶属于不同国家的跨界民族之间的千丝万缕的联系。有些学者也将这类跨界民族称为跨国民族,指因国家边界变动而被分隔、消极被动跨界而居的民族,或因主动的民族迁徙的而形成的跨界而居的民族。[2]从政治学角度分析或者说从狭义角度上讲,跨界民族是指跨两国乃至多国边界而居的历史上的同一民族,由于历史上的国际冲突及当前的国际政治形势,使国界线和国籍发生变更,导致同一民族隶属于不同的国家。这种分析角度强调跨界民族是国家分隔力的产物,是各民族集团之间的自然地理界限日渐模糊和国家间地理政治界限日益分明交互影响的结果,因此它具有两个突出特征:其一,原民族本身被政治疆界分割;其二,该民族的传统聚居地为 政治疆界所分割。他们之间有相近的民族渊源、很强的族群认同和地理分布上大体相连。但是,“由于受到现代国际关系中‘现行政治疆界不变’、‘国家主权高于一切’、‘综合国力较量’等理论、准则、理念的制约和影响,跨界民族的民族过程趋向分解,而不是联合。”[3]本文侧重从狭义的角度分析跨界民族问题。

  学术界按不同的标准,对跨界民族进行了分类。按地理性质,可把跨界民族划分为陆界跨界民族和海界跨界民族两大类。按所跨国家数,可分为“双边跨界民族”和“多边跨界民族”。[4]比如赫哲族(那乃 族)的跨界而居就是因为沙俄帝国与清帝国之间划定边界之后形成的双边跨界民族,景颇族的跨界分布是中国与缅甸之间划界形成的双边跨界民族,而马其顿民族则是在马其顿国独立后形成了多边跨界而居。按照民族与国家关系,按照政治地位划分,则有双边主体跨界民族,如南北朝鲜族;单边主体跨界民族,如中朝两边的朝鲜民族、爱尔兰和英国之间的北爱尔兰人、南联盟科索沃和阿尔巴尼亚的阿尔巴尼亚人、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普什图人、肯尼亚和索马里人等;双边均非主体的跨界民族,如中俄的蒙古民族,中缅的拉祜民族,西亚土耳其、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四国的库尔德人,尼日利亚、尼日尔、喀麦隆和乍得的卡努里人等等。

  有必要指出,跨界民族不同于跨境民族和跨国民族。跨境民族是从本国迁徙到其他国家境内(而不是边界)的移民而形成的民族集团。跨国民族泛指跨居别国的民族,中间可能相隔一个国家,也可能相隔两个或者数个国家,如犹太人。而地处两国或三国或更多国家交界地区的才是跨界民族。跨国民族由于其居住地不相毗邻,不会产生涉及国家领土主权的问题。

  跨界民族是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由于人群共同体的民族范畴与人类社会的国家范畴交错重叠而产生的一种普遍现象。民族分布地域与国家政治疆界不完全一致在当今世界十分普遍。目前,世界上3000多个大小民族,交错分布在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单一民族国家非常少。据统计,20世纪80年代末,全球132个国家中,由单一民族组成的国家仅12个,拥有一个占本国人口50%以上民族的多民族国家有81个,而各民族人口均在50%以下的多民族国家有39个。在这132个国家中,包含5个以上民族的国家达53个。[5]

  跨界民族的形成主要有“人口迁移”和“边界划分”两方面原因。人口迁移有自然(自愿)迁移,也有被迫迁移,有经济因素,也有政治因素。一些民族在 历史上较早时期,由于游牧、游耕,居住地发生小范围变化,成为分布于传统边界两侧的跨界民族。如中国西南边疆地区与东南亚国家共有的景颇族、独龙族、佤族、苗族、瑶族、拉祜族等民族就属这种情况,而中国北方的不少民族则是以游耕、游牧、游猎等为主要谋生方式,经常转换牧场和移动猎地,更容易成为跨界民族。可见,游牧、游耕是跨界民族形成的最基本的原初因素。人口迁移也可能是由战争、外族入侵和民族或国家内乱而造成。如中亚地区的东干人(回族)主要是在19世纪60年代陕甘回民起义之后,与新疆的部分回族民众一起被迫迁到中亚 地区。中国朝鲜族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近现代以来,由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半岛后不堪忍受压榨而迁入中国东北地区。中国的塔塔尔族是19世纪后半期由于沙俄封建领主的压迫而越过伏尔加河,来到中国新疆。19世纪下半叶贵州苗民起义失败后,许多苗族被迫从中国迁入越南。另外,一些民族内部由于历史上某一统治集团的强大,对其它部分造成威胁,迫使其中的一部分向其它地区迁徙。如被俄罗斯人称为卡尔梅克人,就是17世纪初中国新疆塔尔巴哈台及额尔齐斯河中游地区的额鲁特蒙古中的土尔扈特部落,因迫于准葛尔部的压力,迁到伏尔加河 南北两岸游牧,后由于沙俄的武装侵略又返回祖国,留在伏尔加河流域的一万多户土尔扈特人成为跨界民族。再比如,在20世纪60年代初,由于中国左倾政策的扩大化,新疆约6万边疆群众离境西迁至今天的中亚国家,形成了跨界民族。

  跨界民族形成的第二个主要原因是人为的边界划分。这是由于强势民族通过战争对弱势民族进分割或肢解,或者几个强势民族对同一弱势民族进行殖民瓜分造成的跨界民族。如近代历史上,欧洲列强对亚非拉国家的殖民瓜分,制造了许多与原来的民族分布不一致的人为的政治疆界,这些疆界后来又成了非洲各独立国的国界,由此造成了许多非洲民族的分化;法兰西人和西班牙的卡斯蒂利亚人肢解了巴斯克人,致使巴斯克人的历史地域一部分归入法国的版图,一部分归入西班牙的领土;英格兰人把北爱尔兰地区从爱尔兰切割出来,使之成为英国的领土;库尔德跨界民族是欧洲列强瓜分中东势力范围所造成的;在历史上,科索沃曾是塞尔维亚民族的发祥地,由于奥斯曼帝国的扩张,大批塞族人被迫放弃科索沃北迁而切割了阿尔巴尼亚人的固有领土,使部分阿尔巴尼亚人成为了跨界民族。再如,近现代帝国主义对中国边疆地区的蚕食,造成中国边疆变动,使一些民族形成跨界民族。赫哲族、鄂温克族就是因沙俄吞并了中国大片东北领土之后,才变成跨界民族的,而朝鲜半岛的朝鲜民族、中国与蒙古国跨界而居的蒙古族,俄罗斯国与其他独联体国家境内的俄罗斯族等都是由于国界划分形成的跨界民族。

二、跨界民族问题及其对国家安全的影响

  跨界民族是产生跨界民族问题的社会背景,但存在跨界民族的地方不一定就会出现跨界民族问题。民族问题是在民族交往联系中,基于民族文化差异、民族群体利益的关注、或者阶级不平等的延伸等原因造成的民族间复杂的社会矛盾问题,是民族交往、互动、关系的体现。跨界民族问题是其中的一个特例,它涉及所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信仰、风俗及价值观念等多个领域,对所在国的民族利益、民族感情和民族尊严都会产生影响,并直接威胁所在国的国家稳定。

  跨界民族问题主要包括民族关系恶化、民族矛盾加剧甚至冲突、民族分裂式的民族自决、领土争端等政治问题。其矛盾构成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1)国家凝聚力和民族向心力发生矛盾,民族的自我认同大于国家的认同,民族向心力大于国家凝聚力。特别是在多民族国家中,当一个或多个少数民族势力(或民族集团)片面强调其民族利益和民族特征时,就会产生从现有国家中分离出去的倾向,并谋求 建立单独的民族国家或与其相邻的以本民族为主体民族的国家合并,其极端形式是民族分离主义。(2)国内民族问题国际化。在全球化日益加深的条件下,国内民族问题周边化、国际化的趋势非常明显。在一国处于少数和弱势地位的跨界民族,在维护其民族权利的时候,总会与国界外的同一民族相比较,在其愿望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总想得到跨界同一民族的政府的帮助,甚至是希望民族统一,这是民族分裂主义滋生的肥沃土壤。(3)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交织使一般社会问题政治化。跨界民族不但与境外的同一民族有着直接的联系,还与境外的同一宗教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在受宗教影响较深的民族中,宗教因素更是民族机体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民族意识和宗教意识往往相互影响、相互渗透。有些跨界民族问题以宗教冲突形式出现,宗教狂热与民族因素相联结,通常会导致其潜在的排他性过度膨胀,成为引发与其他民族矛盾和纠纷的诱因。在一些地区,跨界民族的公民权利,因为宗教信仰被人为地渲染成民族的利益问题和宗教问题,被打上政治烙印,进而减弱对国家的认同感,产生民族分离主义思想和行为。(4)跨界民族问题“工具化”。跨界民族问题由于其国际性特点,很容易被分 裂主义者或别有企图的国家所利用,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民族分裂主义极力使自己的分裂行为国际化,进而使大国和国际组织介入,以此达到分裂国家的目的。美国等西方大国,为了实现其战略目的,在一些跨境民族问题上以“民族自决”为借口,以保护人权为由,推行“人道主义干预”等强权政治,明里暗里支持一些国家的民族分裂势力。另外,由于跨界民族的地理和人文特殊性,敌对势力常常利用跨境民族进行渗透,或者拉笼收买,或者暗中支持少数分裂分子,以达到其政治目的。

  跨界民族问题的形成是内外因素相互作用的结 果。从内在因素讲,国家的民族宗教政策,尤其是少数民族政策的偏差是主要原因。跨界民族与主体民族在政治、经济地位上的不平等是产生跨界民族问题的主观条件。由于政府政策上的失误,致使处于少数民族地位的跨界民族在经济、政治上的权利和利益得不到保护,加速了跨界民族问题的形成。如土耳其历届政府不承认其境内存在库尔德民族,不准许库尔德人使用民族语言,认为库尔德人仅仅是“土耳其山地人”,强迫他们从东部向内地迁居,库尔德人的权益得不到有效的保障。土1982年宪法第42条规定“在教育和训练机构中,不得把土耳其语 之外的任何一种语言作为母语传授给土耳其公民”。[6]土民族政策明显带有大民族沙文主义和民族歧视的色彩。经济上严重存在利益分配不公、地区间发展不平衡,刺激了民族问题的产生和发展。据统计,80年代初期,占土耳其总人口1/5的库尔德人,仅实现全国工业生产总值的3%,失业率是全国平均数的3倍,6岁以上儿童入学率仅为33%,远远落后于60%的全国平均入学率。

  从外在因素讲,外部势力的渗透是主要原因。历史上,列强对弱小民族采取的“分而治之”政策加剧了跨界民族问题的产生。英国殖民主义者为了更加有效地对南亚进行殖民统治,利用宗教信仰、语言 及风俗习惯方面的固有差异制造民族矛盾,为泰米尔跨界民族极端势力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和后来的大规模流血冲突提供了肥沃土壤。印巴分治时,英国故意将穆斯林占绝大多数的克什米尔划归印度,从而埋下了印巴冲突的祸根。20世纪末期,某些大国为了维护自己的势力范围,不惜挑起相关地区的民族冲突和种族屠杀。在中欧地区,波黑、德国、奥地利等出于加强自己势力范围的考虑,率先承认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的独立;美国则出于对塞族政权的不满,积极支持当地穆斯林的武装斗争,并允许伊朗、阿富汗等国的激进伊斯兰分子进入波黑协助作 战;而俄罗斯为维护自己的传统影响,尽力支持塞尔维亚……于是一场本来是三兄弟分家的“内部”纠纷演变成为一场血腥的种族战争。再如,库尔德民族运动历来被内外强权所利用,伊朗、土耳其、叙利亚等国支持伊拉克的库尔德人是为了削弱萨达姆政权;伊拉克支持伊朗库尔德人是由于两伊之间长期存在的新仇旧恨和战略牵制;而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对土耳其工人党的支持则是因为它们始终对土耳其的亲西方政策充满了戒备心理。阿富汗国内问题的国际化与阿周边许多国家对阿富汗的跨界民族同胞进行“援助”密切相关,而美国为实现其中亚和南 亚的战略意图,把阿富汗同中亚各国间复杂的跨界民族问题作为突入中亚的突破口,加紧向中南亚渗透,使阿富汗跨界民族问题日益加剧。此外,境内外同一民族关系密切,经济、政治、文化、宗教信仰交往频繁,这使得他们有更多的参照系,任何比较的差异都可能触发民族情绪。对民族分裂分子来说,“民族统一主义是个神圣的召唤”[7]。中亚各国经济的发展、民族关系的变化及各民族政治与经济生活地位的起伏,对新疆的民族关系状况都有很大的影响。中亚国家提出的”民族回归历史故乡”等民族复兴 政策和相继召开的世界哈萨克人大会、世界吉尔吉斯坦人大会、世界土库曼斯坦人大会,使得包括中国新疆地区和俄罗斯在内的整个中亚地区跨界民族问题恶化,对新疆的稳定产生了冲击。[8]

  从内外因素的结合上看,“现代泛民族主义”思潮诱发下的大民族主义思想是跨界民族问题的病根。所谓“现代泛民族主义”,就是一种以“跨界人民”为基础、以建立新的“单一民族国家”为目标的非现实的和反历史的政治民族主义。世界上主要泛民族主义思潮有“泛斯拉夫主义”、“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泛斯拉夫主义”19世纪初产生于奥地利,60年代末形成于俄国,其梦想是“建立一个从易北河到中国,从亚得里亚海到北冰洋的大斯拉夫帝国”[9]。“泛伊斯兰主义”产生于19世纪中叶,它“主张所有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和民族联合成为一个单一的国家”[10]。“泛突厥主义”产生于20世纪初,主张“建立一个在奥斯曼帝国苏丹统治之下的、包括从博斯普鲁斯到阿尔泰全部突厥语系各民族在内的大帝国”[11]。所有泛民族主义的组织与活动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借用现代国际政治所承认的民族权利原则,追求“跨界民族”的政治统一与地域一体。大民族主义总试图寻求在跨界另一边的同 民族势力的联络和支持,以追寻和建构历史上的同一民族历史的国家。由于跨境民族与境外相关民族有着共同的历史渊源、相似的文化心理特征、相同的语言和宗教信仰、相近的经济发展水平等,使其民族意识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迅速增强,对本民族的认同感,本民族文化、语言的自豪感及对本民族心理和民族情感的诉求等伴随着某些政治上的要求,在外界的刺激下迅速升温。目前,中亚各国的跨界民族问题大都受“泛民族主义”的思潮影响。南斯拉夫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族极端势力宣布独立建国,得到阿尔巴尼亚政府的支持和承认,使科索沃的跨界 民族问题复杂化。

  由于跨界民族问题易被国际敌对势力和部分逃亡国外的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利用,因此对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和地缘安全构成威胁。首先,跨界民族问题加剧民族分离势力扩大,诱发民族冲突、民族战争、民(种)族仇杀和国家政局动荡,甚至使国家政权解体和重组,民族团结和主权统一受损。西方殖民主义势力分割非洲大陆造成非洲国家之间几何图形的边界,使许多属于同一部落、民(部)族的人民划分在不同的国家,由此产生了频繁的领土争夺和民族仇杀。索马里争战、喀麦隆与尼日利亚流血冲突等等,已使数百万人丧生。跨界民族问题也加剧了极 端民族主义的暴力化倾向,诱发民族冲突、民族战争、民(种)族仇恨。恐怖主义日益成为民族分裂主义和极端势力用来实现其政治目的的手段。如库尔德工人党等组织的恐怖活动,不仅成了地缘冲突的乱源,也加深了库尔德民族与阿拉伯、波斯等民族的误解甚至仇恨。跨界民族问题也削弱了国家的凝聚力。民族分裂主义者把“民族自决”原则简单化,他们以民族解放、民族独立为借口,大搞恐怖主义活动,危害所在国的人民生命和主权独立。如科索沃战争后,南斯拉夫境内出现的“国中之国”加剧了南联盟的分裂和动荡,加深了民族间的仇恨。跨界民 族问题也关系到国家领土主权的安全。跨界民族大都建立了主体民族独立的国家,而另一边处于非主体地位的跨界民族往往有可能以此作为自己精神和物质的后盾,并随时准备用这一优势保护自己,谋求利益。他们甚至会举起民族统一的旗帜,希望和同胞一起建立自己的国家。此外,一国内部民族问题往往会在国际上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一个国家处理自己民族的态度会引起其他相关国家的关注。如中亚五国的独立对中国新疆民族分裂活动产生了不可低估的“鼓舞”作用。俄罗斯对中亚五国内的2500万俄罗斯人特别关注,声称要不惜一切代价用 武力来保护境外俄罗斯人的平等权利。[12]蒙古实行的新文化战略被中国极少数主张”三蒙合一”的极端民族主义分子所利用,助长了他们分裂祖国的野心,直接影响中国内蒙古地区的稳定和发展。越南政府在边境上采取歧视、排斥与中国相关的跨界民族的做法,直接影响了中越边境稳定和两国关系。泰国南部的马来族在其邻国马来西亚是主体民族,这使得泰国同马来西亚的关系始终存在潜在的不稳定因素。

  其次,跨界民族问题诱发地区冲突,影响地区稳定。如独立后的中亚各国均表示关注境外主体民族居民的命运,民族矛盾又掺入了国家关系的因素,使 得中亚国家间关系进一步恶化。中亚各国国内的民族矛盾,尤其是主体民族与非主体民族(同时又是中亚其他国家主体民族)间的矛盾,一旦处理不当,就会升级为国家间矛盾,进而对整个地区形势产生深刻影响。1998年11月4日,塔吉克斯坦北部乌兹别克人比较集中的列宁纳巴德州首府发生武装叛乱,并迅速蔓延到全州各地。叛乱失败后,叛乱头目马赫莫德·胡多别尔德耶夫逃亡到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莫诺夫指责某些国外势力支持这场叛乱,乌兹别克斯坦与塔吉克斯坦的关系因此一度交恶。1999年8月,“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极 端分子在吉南部绑架人质后,乌兹别克斯坦斥责吉尔吉斯斯坦“剿匪不力”、甚至有“使祸水外流”的企图。保加利亚过去对国内土耳其人的强迫同化政策,不仅造成土耳其人大量逃往土耳其,而且致使保、土两国之间的关系一直处于紧张状态。还有前苏联与阿富汗之间爆发的苏阿战争,与阿富汗拥有塔吉克、乌兹别克、吉尔吉斯等跨界民族问题不无关系。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的矛盾,乌克兰与俄罗斯的民族矛盾,希腊、土耳其争夺塞浦路斯问题,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希腊之间的跨界民族马其顿人引发的长达百年之久的领土纠纷问题和跨界民族争端, 印度与斯里兰卡的泰米尔人问题,跨居土耳其、伊郎、伊拉克等国的库尔德人问题,以及波黑战争、巴以之争、印巴冲突等等,归根结蒂也都是由跨界民族问题引起的。

  第三,跨界民族问题影响经济和社会发展。科索沃危机使南联盟经济倒退约十年,经济损失高达2000多亿美元,近百万难民流离失所。因跨界民族问题引发中亚许多国家的非主体民族中的大量技术人员、教师、医生和拥有较高技能的熟练工人的流失,对各国经济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仅1993年因俄罗斯人迁出就使哈萨克斯坦损失高达240亿美元。

  第四,跨界民族问题也加剧了核扩散、贩毒、跨国走私、跨国性人口拐卖等跨国性犯罪及难民问题,影响所属国的边疆稳定。比如,跨界民族所在国社会政治动荡、或者该民族与政府关系不和谐、或者相关国家之间关系恶化,等等,都可能促成跨界民族的越境迁移流动,从而形成了难民潮。因跨界民族问题引发的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冲突,就曾造成了50万难民逃离家园。[13]另外,近10多年来,中国边境地区的上述各种跨国犯罪非常猖獗,跨境民族问题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斯里兰卡泰米尔猛虎组织利用跨界民族问题为其军事活动募捐,并在全球范围内从事组织偷渡、走私枪枝弹药、贩运毒品等。大量朝鲜“饥民”的流入,使中国东北边境地区的抢劫、杀人、偷盗、非法拥有武器、种毒、贩毒等犯罪增加,直接威胁当地的稳定与安全。

三、中国跨界民族问题现状及对策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全国55个少数民族中,有34个跨界民族。其中影响最大的有维吾尔族、蒙古族、哈萨克族、朝鲜族、藏族、俄罗斯族、回族、吉尔吉斯族、土库曼族、塔塔尔族等。中国跨界民族的形成既有历史原因,也有政策原因。中国跨界民族问题具有如下基本特点。

  (1)受泛民族主义主要是泛突厥主义(大土耳其主义)、大哈萨克主义、大蒙古主义、大泰族主义等极端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较大。泛突厥主义极力宣扬所谓“突厥民族至上”论,散布民族对立和民族仇视思想,主张突厥民族实现“语言、行动和思想的统一”,以共同的伊斯兰教和突厥语族为纽带,建立一个从博斯普鲁斯海峡到阿勒泰的突厥语族大帝国。泛蒙古主义就是将蒙古国、中国的内蒙古、俄罗斯的布里亚特”三蒙”民族跨界而居的格局统一成“大蒙古国”。大哈萨克主义号召世界范围内的哈萨克人回归哈萨克斯坦。大泰族主义认为历史上的“南诏”是泰族建立的国家,是中国人的排挤和侵略迫使这个国家解体和“民族”南迁,号召收复故土,统一建国。朝、韩两国的极端民族主义者也打出“寻根归祖”的旗帜,提出“所有朝鲜族人是一个整体,不需要国家疆界”等口号,借此煽动中国朝鲜族的民族独立情绪。极端泛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对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影响极大。目前,中国以泛突厥主义为理论基础的东突民族分裂组织达50多个,以“三蒙统一”为政治目的的蒙独分裂组织有30多个。

  (2)经济发展滞后是其形成的一个主要原因。由于中国多数跨界民族居住地的自然条件和交通条件差,商品经济和文化、科技水平低,经济发展较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 济取得了长足发展,但东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也越拉越大,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基本上还是处于贫困状态和刚刚解决温饱问题。以跨界民族居住较多的西部地区为例,这里占全国面积的一半以上,人口占全国的23%左右,全国贫困人口的80%左右和文盲半文盲人口的39%,以及尚未实现温饱的3000万人口中的大部分都分布在这一地区。2001年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地区人均gdp发展、城乡收入和公共服务发展)、人类发展差距(生活水平差距、生活质量差距和医疗卫生差距)、知识发展差距(信息、技术、教育和体制差距), 分别低于全国平均水平32.49%、15.92%、48.66%,且与东部发达地区的发展速度和规模相比呈继续拉大趋势[14]。许多跨界民族存在物质贫困和精神贫困、经济封闭和文化信息封闭。跨界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缓慢,东西部经济发展差距拉大和心理失衡成为诱发民族矛盾的重要因素。

  (3)受宗教影响大。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也是多种宗教并存的国家。中国不仅有从国外传入的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世界性宗教,而且有本土产生和发展起来的道教,及残存在民间的具有原始宗教色彩的传统宗教信仰。中国现有20多个信仰宗教的少数民族,其中回、维吾尔、哈萨克、塔吉克、克尔克孜、乌孜别克等10个跨界民族信仰伊斯兰教;瑶族及少部分彝族和壮族等跨界民族信仰道教;藏族、门巴族和蒙古族以及部分怒族信仰藏传佛教;跨界民族中的傈僳、怒、苗、彝、哈尼、傣、壮、布依、朝鲜等10多个民族的部分信奉天主教和新教,少数鄂温克族则信仰东正教;俄罗斯族仍维持其传统的东正教信仰。中国的宗教问题与民族问题往往交织在一起。改革开放后,对中国西北地区跨界民族影响较大的“泛伊斯兰主义”思想,对新疆等地穆斯林群众也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消极影响。[15]

  (4)跨界民族问题也使中国打击毒品问题难度 加大。中国的云南省与世界第一毒品基地“金三角”为邻。这里的毒品从不同方向、不同渠道贩入中国,危害越来越大。[16]中国新疆地区与世界第二毒品基地“新月带”为邻,该基地平均每年生产300吨鸦片,250吨纯海洛因,占世界毒品上市总量的39%。[17]上述两个省份也是跨界民族集中地区,民族问题与毒品问题纠缠在一起,使国家安全工作难度增大。

  如何处理跨界民族问题,不仅关系到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也关系到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为此,我们必须未雨绸缪,积极做好应对工作。

  首先,加快跨界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增强民族团结和国家凝聚力的物质基础。江泽民同志指出:“民族地区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归根到底要靠发展经济来解决,所以,我们处理民族地区的各种问题,都必须牢牢掌握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发展民族地区的经济是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途径。”可见,经济发展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也是促进民族团结边疆稳定的有效手段。中国政府有必要根据跨界民族地区的地理环境、文化传统,大力挖掘具有民族特色和地区特色的经济模式和产业形式,加快边境贸易口岸的建设,推动边贸事业的发展;充分开发和利用跨界民族地区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以民族旅游业促进边疆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充分利用跨界民族同周边各国广泛的亲缘关系、民族感情和文化联系,不断拓宽经济、文化信息渠道,引进资金、物资、技术、人才,并有选择、有计划地组织劳务输出,以“利国、富民、睦邻、安邦”。

  其次,积极开展地缘外交,营造良好的周边环境,从根本上减少和消除周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疑虑。中国陆上邻国有15个,多数是战略要冲和重要资源富有区。从地缘政治、国家安全、经济发展诸方面看,它们都是中国根本利益所在。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中国制定和实施了正确的民族政策及外交政策,使中国的跨界民族问题得到了较好的解决,避免了因跨界民族问题而引起与邻国的主权领土争端。然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周边国家对中国的崛起抱有很大的疑虑和戒心。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可以从解决跨界民族问题入手,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外交政策,争取实现与周边国家政治上平等互信、经济上互利共赢、文化上交流借鉴、安全上对话协作。此外,在打击极端民族势力、极端宗教势力和恐怖势力等方面加强与周边国家和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交流合作,争取世界舆论和国际友人的支持。

  再次,积极发展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教育 事业,从意识形态领域筑牢反对民族分裂,维护国家统一的思想基础。文化教育事业是民族分裂势力与政府争夺青少年一代的重要阵地。由于青少年世界观、人生观尚未形成,极易被披着宗教外衣的民族分裂势力所拉拢,宗教极端势力也在加紧对学校教育的影响和渗透。因此,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宗教观、历史观和历史唯物主义占领意识形态领域的主阵地,加强边境民族地区的爱国主义教育,增强跨界民族同胞的国家认同感,树立祖国利益高于一切的国家利益观,继续发扬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的各族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 连心的光荣传统。同时,在边境民族地区推行符合民族特点的民族教育政策,提高民族教育水平。

  最后,加强边境管理,打击境外反动思想和反动宣传品对中国边境地区的渗透。目前,国外敌对势力对中国跨界民族的分裂渗透主要是通过敌对电台进行反动宣传和边境投寄宣传品。据统计,西藏全区各地可以收到境外22个国家和地区的敌对电台24个,近100多个频率的广播节目。从1998年到2000年,国外敌对宗教组织仅向内蒙古自治区投寄各类宣传品就达1500多件。国外敌对伊斯兰组织一次就向新疆赠寄《古兰经》10万余册。2000年,新疆边防就查获境外“东突”势力在美国、沙特、土耳其、哈萨克斯坦等国出版的《东突厥斯坦之声》、《祖国救亡之声》、《维吾尔之声报》、《东突厥斯坦青年报》等10余种反动报刊及近百部反动书籍36500余册,反动音像制品433件。他们肆意歪曲新疆历史,恶毒攻击中国政府的现行政策、诬蔑社会主义制度,鼓动民族分裂情绪。另外,国际恐怖组织还通过旅游、办产业、办学、探亲、留学、经商、讲学等机会开展对中国跨界民族渗透活动。对此,中国必须加强边境和海关的稽查工作,断绝境内与境外分裂势力的联系,防止恐怖分子及反动宣传品的渗透。加强对境外敌对传媒的压制和干扰,防止分裂恐怖分子有空可钻。

  (责任编辑:张浩)

  注释:

  [1]参见朱伦:“‘跨界民族’辨析与‘现代泛民族主义’问题”,《世界民族》,1999年第1期,第19页;赵廷光、刘达成:《云南跨境民族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2]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volume 22, no.2, march 1999,p.218.

  [3]葛公尚:“试析跨界民族的相关理论问题”,《民族研究》,1999年第6期,第4页。

  [4]曹兴:“跨界民族问题及其对地缘政治的影响”,《民族研究》,1999年第6期,第6页。

  [5]刘稚:“跨界民族的类型、属性及其发展趋势”,《云南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第89页。

  [6] 《世界宪法大全》(上卷),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9年版,第431页。

  [7]葛公尚:《当代政治与民族问题》,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81页。

  [8]陈联璧:“中亚五国民族关系问题”,《东欧中亚研究》,2001年第1期,第47页。

  [9]《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第118页。

  [10]同上。

  [11]同上。

  [12]郝时远:“20世纪世界民族问题的消长及其对新世纪的影响”,《世界民族》,2001年第1期,第6-8页。

  [13]陈志良、黄明哲:《世界新纪元丛书·全球大视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9页。

  [14]揣振宇、龙远蔚:“少数民族地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思考”,《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中国社会科学院网站2003年6月7日,政法专稿。

  [15]see raphael israeli,islam in china: religion, ethnicity, culture, and politics,lexington books press 2002, p.257.

  [16]赵廷光:“关于云南跨境民族研究为现实服务的几个问题”,《云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4期,第3页。

  [17]万佳:“毒品害了丝绸之路”,《环球时报》,2001年6月26日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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