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与语言学——苏联学术史的一个片段-凯时尊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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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与语言学——苏联学术史的一个片段
[俄]罗伊·麦德维杰夫文 刘显忠编译 来源:《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5年第1期 2011年01月10日

  【摘要】肆意干涉学术争论,镇压“异已”,是斯大林通常的做法。但作为一个例外,斯大林对语言学采取了一种少见的科学态度。

  【关键词】斯大林;马尔主义者;语言学

  【作者简介】刘显忠,男,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欧中亚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苏联史。

  【中图分类号】d1; d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5574 (2005) 01-0075-07

马尔及其“语言新学说”

  在学者中间进行镇压,消灭一些重要的学派,提拔一些善于钻营的人以及一些狂热的教条主义者或假充内行的人——这些通常就是斯大林干涉学术争论的结果。但是不存在没有例外的规则。关于语言的学说就是这样一种例外。

  语言学或语文学在苏联不被认为是一门主要学科,只有为数不多的系开设语言学这门课,同时,搞语言学的人一直都不是特别多。特别是从20世纪20年代末起在这一学科中掀起了一股狂热,进行了一场很难说是正当的斗争,从而确立起了对科学有害的权力和权威等级。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个学科只应该有一个无可争议的带头人。提出了自己的“语言新学说”的尼古拉·雅科夫列维奇·马尔渴望在语言学中充当这一角色。

  一半苏格兰血统,一半格鲁吉亚血统的马尔,是在格鲁吉亚的库塔伊西市长大成人的。还在少年时代他就表现出了独特的语言天赋。他掌握了20多种语言,早在大学时代就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格鲁吉亚语特点的文章。晚些时候,他研究亚美尼亚语的起源并在亚美尼亚领导过考古挖掘工作,取得了相当大的学术成就。早在20世纪初,马尔就不仅被看成是一位最重要的俄罗斯语言学家,而且还被看成是一位赫赫有名的俄罗斯考古学家——高加索学家和东方学家。1912年,马尔当选为俄罗斯科学院院士。

  尽管马尔最好的作品不是关于语言学的,而且很多大语言学家也认为他在该领域的专业知识甚至有些肤浅,但是,在1910年后,正是语言学成了他的主要兴趣及研究领域。马尔在语言学领域的观点一直都极为离奇古怪,但是也正因为如此才使他有了知名度。比如,马尔认为,格鲁吉亚语和亚美尼亚语同源,同乌克兰语相比俄语更接近格鲁吉亚语;高加索山里的斯万人的语言通过语言学爆破的方法衍生出了德语;不同起源的语言可以通过互相融合,产生一些新的语言;等等。马尔的著作艰涩难读,其著作中充斥着一些用鲜为人知或已经消失了的语言所举的例子或难懂的论断。许多企图掌握“语言新学说”的人很快就放弃了这一课程,并说“有意思,但搞不懂”。

  在20年代,为马尔进行最基本的广告式宣传的绝对不是语言学家。在苏黎世大学研究过自然科学和哲学并自认为是作家和戏剧理论家的教育人民委员卢那察尔斯基公开 称马尔为“我们联盟最伟大的语言学家”,甚至是“世界上目前在世的最伟大的语言学家之一”。我不认为卢那察尔斯基懂马尔的“雅弗语学的理论”(由圣经中挪亚的一个儿子雅弗的名字而来)。但是,马尔是1917年10月为数不多的几个支持布尔什维克的大学者之一。当时他甚至是彼得格勒苏维埃的成员和科学工作者中央联合会主席。

  在20年代末以前,马尔的权威还没有对苏联语言学其他流派的发展造成太大的干扰。只是到了1928年,在马尔的文章中才开始出现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引文,而“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等术语也随即被应用于语言学。马尔院士声称,他正着手深入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不出所料,把语言学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使得马尔在科学中做出了一个接一个的发现。比如,他宣布,语言不是别的什么,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因而它也有阶级性。社会革命导致了语言发展的飞跃,而新的社会生活方式能够创造新的语言。当时,权威的党的思想家很乐意把马尔的理论当成“唯物史观的有力工具”(м·н·波克罗夫斯基[1]语),因为,共产主义理想“在马尔的辩证法构架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в·м·弗里契[2])。斯大林也注意到了马尔。在1930年的联共(布)第16次代表大会上,正是马尔代表苏联科学家致辞。马尔说:“在苏维埃政权给科学提供了充分自由的条件下,我从事自己的科学工作,在理论上发展了语言学说。在激烈的阶级斗争时刻,我意识到了不问政治的虚伪性并抛开了这种虚伪。

  我凭着自己的一股因革命的创造力而焕发出的青春力量,坚定地站到了科研战线战士的岗位上,为明确的无产阶级科学理论的总路线而奋斗,为共产党的总路线而奋斗。”[3]院士没有像很多人所做的那样,在讲话的结尾处祝福斯大林,而是祝福世界革命。不过,讲话的一部分马尔是用格鲁吉亚语讲的,这引起了整个礼堂的热烈欢呼。代表大会的代表不懂格鲁吉亚语,但他们很清楚这些话是对谁讲的。代表大会后马尔被吸纳为党员,一年后他成了当时苏维埃政权最高机构之一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成员。

  把“语言新学说”宣布为语言学领域的马克思主义,使得私下称马尔主义颓废的马尔的论敌已经不是马尔主义的批评者了,而成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反对者。这在30年代初甚至也不是没有危险的。当时授予马尔列宁勋章就意味着官方承认他的理论是语言学领域惟一正确的学说。其他学派学者的书和文章现在不仅被看成是“唯心主义”,而且是“学术私货”、“敌对的理论”、“学术上的破坏行为”、“社会法西斯主义”、甚至是语言学中的“托洛茨基主义”。马尔院士于1934年大清洗运动的鼎盛时期逝世。

  1937—1938年的镇压导致了马尔的很多反对者被捕和死亡。最勇敢的马尔的反对者е·д·波利瓦诺夫[4]教授之死对科学是一大损失。当今的百科全书称他为最杰出的东方语言学家之一。但在1937年他被描绘成了一位“黑帮分子的唯心主义语言学家”及“披着苏联教授皮的富农伪君子”。被捕并死于劳改营的还有一位破解了通古斯象形文字的著名语言学家н·а·涅夫斯基。幸亏他的巨著《通古斯语文学》保存在苏联科学院档 案馆,并于1960年出版。1962年这部著作被授予列宁奖金。但是,一些马尔的有权威的拥护者也死了,他们被指控与布哈林有染。马尔的很多大靠山也都名誉扫地。

马尔主义者的新攻势及语言学家的反应

  1939年语言学领域的局面发生了变化,当时,苏联著名语言学家、多本高校教科书的作者、《俄语详解辞典》编者之一维克托·弗拉基米罗维奇·维诺格拉多夫[5]教授从流放地回到了莫斯科。早在30年代初,他就被逮捕并流放到维亚特卡市(基洛夫市)。流放期结束后,他获准在距莫斯科100公里的地带生活并定居在莫扎伊斯克。1939年2月初维诺格拉多夫致信斯大林,要求信任他,并允许他在莫斯科工作,将户口落在妻子家。维诺格拉多夫写道:“都认为我是一个大语言学家,但我却没有任何一个苏联语言学家所拥有的职业权利。”类似的信给斯大林寄去很多,但它们很少送到收信人手中。

  不过,维诺格拉多夫的信转给了斯大林的助手波斯克列贝舍夫,并与内务人民委员部提供的简要资料一起放到了总书记的桌上。斯大林用红铅笔写道:“满足维诺格拉多夫教授的要求。约·斯大林”。下面依次是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赫鲁晓夫、伏罗希洛夫和日丹诺夫的签名[6]。在这种情况下,波斯克列贝舍夫通知了所有的相关人士,他们也都接受了对这一问题的决议。维诺格拉多夫不用担心新的镇压了。

  1946年他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众所周知,维诺格拉多夫不同意“语言新学说”这一新发现;他认为自己是1920年去世的俄国著名语言学家和历史学家阿列克谢·沙赫马托夫[7]的学生。

  在1939—1948年这段时间里语言学家们可以相对平静地进行工作,虽然还要求他们形式上承认“伟大”马尔的公设。伊万·伊万诺维奇·梅夏尼诺夫[8]成了“语言新学说”和雅弗学派的主要阐释者。不过梅夏尼诺夫既没有威望,也没有关系,更没有自己导师的自负。作为苏联语言学的新领袖,他只是在1932年才成为院士,他不得不奉行谨慎和中庸的态度。但是, 1948年,局势发生了变化。令人伤心的人人皆知的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会议,不仅为生物学领域的大清洗运动奠定了基础,而且也在其他学科中开始了大清洗运动。当时,除了要与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进行斗争外,还要进行最坚决的反世界主义的斗争和反对“对外国权威的崇拜”的斗争。在列宁格勒,当时我正在那里上大学,又出了一件所谓的“列宁格勒案件”,这一案件不仅牵涉党的干部,而且也涉及到了学术干部。很多大学者不仅被停止了工作、开除出党和剥夺了学术称号,而且还遭到了逮捕。来自军队的高年级大学生成了一些系的教师和系副主任。在这种情况下,很多马尔主义者开始敦促梅夏尼诺夫进行反对马尔反对者的斗争,争取“语言新学说”的绝对垄断地位。

  以马尔命名的语言和思维研究所和苏联科学院列宁格勒俄罗斯语言分所的学术委员会会议,为反对“反马尔主义者”的斗争奠定了基础。在这次会议上梅夏尼诺夫作了主题报告。他猛烈抨击那些继承了革命前自由资产阶级过时的传统语言学的反动语言学家。很多发言的锋芒是直接指向维诺格拉多夫及其学派的。列入“唯心主义者”名单的不只是像列福尔马茨基[9]这样的一些首都的大语言学家,而且还有很多高加索的语言学家,其中包括阿诺尔德·奇科巴瓦[10]。

  马尔主义者的进攻在列宁格勒几乎没有遇到反抗,因为“新学说”的中心就位于列宁格勒市,各个教研室和研究所的领导岗位都把持在梅夏尼诺夫手中。梅夏尼诺夫当时还主持苏联科学院语言文学所的工作。但是,在莫斯科却遇到了抵制,因为在那里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语言学家和语文学家群体。但是,对马尔主义者的进攻抵抗最厉害的地方是高加索,因为在那里工作着一些不同意马尔粗浅理论的极富天才的语言学家团体。

  在亚美尼亚,拉奇亚·阿恰良是首席语言学家,他被公认为是亚美尼亚语言学的奠 基人。年轻时,阿恰良就认识马尔,甚至还得到过马尔的鼓励。但是,在开始独立进行研究后,阿恰良开始批评雅弗语学理论的一些原理。早在1915年马尔就粗暴地否决了阿恰良的著作,似乎“在严肃的科研事业中没有它们的位置。”其实,阿恰良是在两所欧洲大学受的教育,他不仅是亚美尼亚科学院院士,而且也是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院士。阿恰良大部头的著作:《亚美尼亚辞源辞典》、《亚美尼亚方言辞典》、《亚美尼亚专有名词辞典》、《亚美尼亚文学史》——都是独一无二的出版物。大概,就连他的《同562种语言对比的亚美尼亚语法大全》也没有过雷同的出版物。这一四卷本的著作不得不用石印法印刷,因为作者在书中所使用的词语和语句的语言在高加索的任何一家印刷厂里都没有铅字。在40年代末,阿恰良在世界语言学界要比马尔或梅夏尼诺夫更为有名。但是,阿恰良已经老了,而且疾病缠身。在亚美尼亚教研室中起领导作用的是阿恰良的弟子和战友,其中最为出色的是亚美尼亚科学院院士格里科尔·卡潘强。

  亚美尼亚马尔主义者的进攻相对来讲是成功的。他们在共和国没有威信,但是他们的主张得到了联共(布)中央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人的支持。这种情况对亚美尼亚共产党(布)中央第一书记格奥尔吉·阿鲁季诺夫也具有决定性的意义。阿恰良和卡潘强被撤了职,他们的拥护者被赶出了埃里温大学和亚美尼亚语言学院。

  在格鲁吉亚出现了另一种局面:一系列格鲁吉亚语辞典的编纂者和高加索语言构成与历史方面的大专家、格鲁吉亚科学院院士阿诺尔德·奇科巴瓦成了起主导作用的语言学家。他也不是马尔的拥护者。这位精力充沛、才华横溢的52岁的学者在第比利斯大学教书教得很成功,他不仅在学术圈内有很多朋友,而且在共和国党的积极分子中也有很多朋友。良好的关系将阿诺尔德·斯捷潘诺维奇和格鲁吉亚共产党(布)中央第一书记坎迪德·涅斯托罗维奇·恰尔克维阿尼联系在了一起。恰尔克维阿尼不只是在格鲁吉亚保护奇科巴瓦,而且还劝他给斯大林写诉状。当然,从四面八方发给斯大林的诉状成千上万,但几乎所有的诉状都堆放在中央机关而没有答复。但是恰尔克维阿尼能够想办法将奇科巴瓦的信轻易地放到斯大林的桌上。

斯大林对马尔主义者的新攻势的态度

  奇科巴瓦简明而又有说服力地描述了语言学领域的状况,斯大林也仔细地看了收到的诉状。诉状中提出的问题令斯大林感兴趣。斯大林感到奇怪的是,他还不知道整个科学界正发生着大转变。令他生气的是,科学院未经他的同意就把马尔的“新学说”宣布为“惟一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学理论”。被称为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马克思主义巨擘的斯大林早就已经不再以理论家的身份公开发表演说了。在经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生活领域、在世界政治领域都出现了不少新的、尖锐的问题。就这些问题发言的是政治局委员安·日丹诺夫、格·马林科夫、安·沃兹涅先斯基。他们的讲话和报告开始处处援引10—15年前的斯大林的著作。当然,大家都知道,斯大林本人是赞成特罗菲姆·李森科在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会议上的报告的,但这是生物学,斯大林不愿意在如此专业的领域公开发表意见。语言学比较接近斯大林的兴趣范围。过去他曾经把语言学描绘成一个民族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在这一领域公开发表新的言论,能够巩固斯大林作为一位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的声誉。况且,语言的产生和发展这一问题对斯大林来说是很有趣的。

  斯大林要求自己的秘书为他挑选几本语言学方面的书;其中有一些书他仔细读了,另一些只是翻了翻。斯大林有在书里作记号和标记的习惯,根据斯大林所作的记号和标记可以看出,斯大林最喜欢1912年在尤里耶夫(塔尔图)市出版的д·н·库德里亚夫斯基的《语言学概论》。斯大林读得很快,在他孔策沃办公室的桌子上几乎每天都会出现一小摞新的语言学方面的书。“能有什么是斯大林同志不读的呢?”——海军参谋长、海军元帅伊万·伊萨科夫对自己的朋友说。因为1950年3月底斯大林叫他去报告情况时,他惊奇地看到在最高统帅的桌子上有很多关于语言起源的书。况且,斯大林极少在没有事先准备的情况下同他不熟悉的人会面,之后,斯大林会以简短的、但出人意料地准确的意见或问题令来人感到惊讶。

  1950年4月初,有人事先通知了奇科巴瓦关于去莫斯科和中央书记们会见的事宜。会见定在4月10日。当天晚上,奇科巴瓦、恰尔克维阿尼以及三位格鲁吉亚领导人被接到了孔策沃的总书记城郊官邸。在那里接见他们的不是中央书记,而是斯大林本人。会谈在晚上9点开始。斯大林一开始即就《格鲁吉亚语祥解辞典》发表了几点评论和意见,该辞典的第一卷刚刚由奇科巴瓦主编出版。在斯大林的桌上就摆着这本书,看得出来,他仔细地看了这本辞典。此后转到了谈“语言新学说”。奇科巴瓦本打算不超过20—30分钟,但斯大林打断了他并说不要着急。他认真地听着,一边在自己的大笔记本上作着笔记,一边提问题。比如,斯大林问,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学者中谁是马尔学说的反对者。奇科巴瓦讲到了受到了极大压制的维诺格拉多夫院士。偶尔有人往办公室送些茶和食物。当听到阿恰良院士和卡潘强院士在亚美尼亚被撤了职,斯大林随即打断了奇科巴瓦并要求为他接通埃里温的电话。各个部长和州委及中央书记都知道,斯大林夜间工作,甚至到早晨都不去睡觉。当时进行了如下的对话:

  斯大林:阿鲁季诺夫同志,阿恰良和卡潘强是在你们共和国工作吗?

  阿鲁季诺夫:是的,斯大林同志,我们这有这两个人,但是他们现在不工作,他们被撤职了。

  斯大林:他们是做什么的?

  阿鲁季诺夫:他们是学者、院士。

  斯大林:而我想到了会计员,在一个地方撤掉了,又在另一个地方安置好了。快点儿,阿鲁季诺夫同志,快点儿。

  斯大林没有说再见就挂了话筒。极其害怕的阿鲁季诺夫叫来了自己的助手和科学部 主任。他们决定不打扰正在生病的阿恰良,而派车去接卡潘强。他们叫醒了这位学者,让他安静(他可能认为这是逮捕),并把他带到了亚美尼亚党中央。阿鲁季诺夫向失宠被黜的教授宣布,他被任命为亚美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语言学院的院长。“难道您不能等到早晨再宣布这条消息?”——还没有睡醒的卡潘强回答说。

  当时,斯大林和奇科巴瓦的谈话快要结束了。谈话持续了7个小时。斯大林出人意料地建议交谈者就语言学问题给《真理报》写篇文章。“可报纸会发表吗?”——还没有完全弄清形势的学者问道。“您写出来,我们看看。如果合适,就发表。”——斯大林回答说。

  文章一周后就写完了,文稿又放到了斯大林的桌子上。奇科巴瓦又与斯大林交谈了两次,这两次也是长时间的交谈——每次2—3个小时。很显然,斯大林仍在了解语言学方面的文献。当然这也没漏掉斯大林近旁的人。部分地接替了死去的日丹诺夫的意识形态领导工作的格奥尔吉·马林科夫将维诺格拉多夫院士邀请到自己那里,同他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但是这些谈话的内容没有公开。

  1950年5月9日《真理报》刊登了带有编者按的奇科巴瓦的文章,在编者按中写道:“发表该文以供讨论”。因为文章中含有对“语言新学说”和梅夏尼诺夫本人的尖锐 批评,梅夏尼诺夫也得到了进行回复的提议。语言学方面的辩论开始了,不过,持续的时间不长。所有的文章都只在《真理报》上发表;其他报纸没有获得参加辩论的许可。我的一位朋友指出,在这些日子里奇科巴瓦很勇敢,他敢于向马尔的学说提出挑战。另一位熟悉情况的更为细心的谈话者指出,恰恰是梅夏尼诺夫表现出了真正的勇气,他公开对奇科巴瓦的批评提出了异议。当时,斯大林也准备了自己的文章,维诺格拉多夫和奇科巴瓦以及其他专家对他提供了帮助。根据文章所用的词汇和风格可以看出,文章是斯大林本人写的。但是,也像在其他类似情况下一样,他私下里向自己挑选的那些知识渊博的人进行了咨询。他的秘书波斯克列贝舍夫向被邀请者预先讲了这些谈话的机密性。

  斯大林的文章《论语言学中的马克思主义》刊登在1950年6月20日的《真理报》上。我清楚地记得这一天。列宁格勒大学正值考期。所有的考试都突然被中止了,而要求老师和学生都集中到有两个大扩音器的楼下大厅里,听国家最好的播音员——列维坦朗播报文章,在战争年代,最高总司令的所有命令都是由他播报的。我们这些哲学、历史和经济系的大学生,集中注意力和记忆力默默地听着朗读文章。当斯大林说到语言不 是也不可能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在各种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存在的情况下,语言也可以在没有太大改变的条件下存在时,我们开始留神起来。当斯大林对语言的阶级性观点提出异议时,我们微微一笑,斯大林指出:“这些同志是否认为英国封建主同英国人民相互交谈是经过翻译的呢?是否认为英国封建主完全不说英语?”当斯大林宣布“被梅夏尼诺夫称为马尔的学生的那些领导者们是一个帮派”的时候,我们打了一个寒战。如果他,斯大林,“不是相信梅夏尼诺夫同志和其他语言学工作者的诚实,那么他就要说这样的行为等于暗害行为。”我们清楚地记得斯大林的话,“马尔没有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他只是把马克思主义简单化、庸俗化了。”斯大林说:“科学的存在不能没有争论”,“在语言学界形成了阿拉克切耶夫制度[11],养成了不负责任的习气,助长了专横行为,这种制度应当废除。”

  争论就此结束。尽管斯大林又通过《真理报》进行了四次答复和解释。在这些日子里他收到了很多来自语言学家的信和问题。梅夏尼诺夫失去了自己的所有职位。而他的学生和战友在共同忏悔之后,开始赶快重新学习“斯大林同志的著作”。尽管企图报复算帐的做法仍然延续了很长时间,但科学领域的镇压成功地避免了。维诺格拉多夫成了 语言和思维研究所的所长。自然,这个研究所也不再用马尔这一名字命名了。维诺格拉多夫院士还主持苏联科学院语言和文学研究所的工作,主编《语言学问题》杂志。从1950年秋天开始,全国各个高等院校都把《斯大林的语言学说》列入公共课程的教学大纲。在党的教育系统——甚至最偏远的农业区都开始以更为简单化的形式对它进行学习。

  译自罗伊·麦德维杰夫、若列斯·麦德维杰夫:《鲜为人知的斯大林》(2001年,莫斯科)。

  (责任编辑:黄登学)

  注释:

  [1]波克罗夫斯基(1868—1932),苏联历史学家。——译注

  [2]弗里契(1870—1929),苏联文艺学家、文艺理论家。——译注

  [3]《联共(布)第16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莫斯科, 1931年,第98页。

  [4]叶夫根尼·德米特里耶维奇·波利瓦诺夫(1891—1938),苏联著名的东方语言学家,在语言理论方面有很高的造诣。——译注

  [5]в·в·维诺格拉多夫(1895—1969),苏联著名的语言学家和文艺学家。——译注

  [6]《俄联邦总统档案馆通报》, 1998年,第1期,第154—155页。

  [7]а·а·沙赫马托夫(1864—1920),俄罗斯语文学家和历史学家,院士,主持编写了多卷本的《斯拉夫语文百科全书》。——译注

  [8]и·и·梅夏尼诺夫(1883—1967),苏联语言学家,曾任苏联科学院语言与思维研究所所长,是马尔学说的主要继承者。——译注

  [9]а·а·列福尔马茨基(1900—1978),苏联语言学家,马尔学说的反对者。——译注

  [10]а·с·奇科巴瓦(1898—1985),格鲁吉亚语言学家,格鲁吉亚科学院院士。——译注

  [11]阿拉克切耶夫制度,指19世纪头25年在俄国施行的警察暴虐、军阀专横、用暴力镇压人民的制度。因其推行者为陆军大臣阿·安·阿拉克切耶夫伯爵而得名。——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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